作者：榕光
尽道文襄入贰臣，吾侪尚论贵求真。
艰难草昧安华裔，斟酌规模佐圣神。
管魏史家无异议，微箕宣圣亦称仁。
保全桑梓功犹小，遗泽咸知遍庶民。
松山师溃力难支，泥首犹渐降将旗。
无奈受恩深覆载，遂甘攘诟救疮痍。
老臣独若君兼国，新主频垂颔与颐。
叹息绛云楼上老，只将姓字让峨眉。
以上二首题为《吊洪文襄》的七言律诗，作者是清咸丰年间儒生吕宗健。该诗见于戴希朱总纂的《南安县志》（即：民国版《南安县志》）和洪成琳的诗词集录《聊记集》。该诗对乾隆皇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一事提出要“尚论求真”，对钦定的《贰臣传》提出异议，这在当时是具有挑战性的。
《南安县志》载：吕宗健，字粹侯。南安水头朴里人。 “博通经史，工文翰，尤擅诗歌”。“著作甚富，存有《嫩吟篇》、《懒春集》等诗稿。其中以《吊洪文襄》律诗尤为脍炙人口。”“为人豪放桀骛不羁，咸丰间乡试取中五十三名举人。”困“式场怒笞号军”，“制台怒其狂妄，黜之”。
乾隆皇帝画像
吕宗健的《吊洪文襄》诗为洪承畴入《贰臣传》抱不平，并非意气用事。他说，历来史家对管仲、魏征这些曾历事二主的贤相没有任何异议，连圣人孔子都把微子、箕子这些敢于弃暗投明的历史人物称为“仁人”。我们为什么容不得洪承畴降清呢?引用历史上这些著名人物的例子来对洪承畴入贰臣一事提出严励批判，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作者还进一步提出，洪承畴的功绩，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在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能够艰难负重，让广大华裔庶民得到安宁。
诗的第二首用精练的语言叙述洪承畴降清的史实。他说洪承畴被俘后本是不愿降清的，只是后来被皇太极如天地大的深恩所感动，才甘愿自己蒙受耻辱(被人目为“汉奸”)而拯救饱受战争灾难的老百姓。吕宗健诗中所述，均是采自正史，不是像一些所谓“咏史诗”那样一味附会传说，不负责任地以轶闻代史实。足见吕宗健观点鲜明，治史作风严谨。《清史稿》载洪承畴被俘后，任凭清廷满汉官员多方劝降，坚决不屈。“延颈承刃，只求速死”，绝食七日。后来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等人的建议，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还亲临囚所探视，洪承畴深受仁君感动才降清。这些记载是较为可靠的。显然，吕宗健是采纳这些史料的。
吕宗健还对洪承畴为君为国殚精竭虑所作的的奉献予以完全肯定和充分同情。他最后说，像钱谦益那样的人是最可悲可叹的，只能在任绛云楼上终老一生，比一个女子还不如! (钱谦益纳秦淮八艳之一的歌妓柳如是为妾，为建绛云楼。据说清军南下时，南京形势危急，柳如是曾劝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尽忠殉节。钱不听，并率先迎降，被清廷委以重任，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但后来又参与反清，反反复复。)
本来，洪承畴作为清朝的开国功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两代皇帝都予以承认。顺治帝称之为“兴朝良佐”，“开国鸿勋”。康熙帝也称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直到乾隆帝，为了提倡忠于一姓的封建道德，于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在国史中增列《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吏一概打入“贰臣”。吕宗健的《吊洪文襄》诗写于咸丰年间，距乾隆皇帝下诏立《贰臣传》时才隔70多年。加上当时又值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汉族人民反满情绪高涨，已逝世190多年的洪承畴又一次遭遇舆论贬斥。吕宗健作为封建时代受过严格正统观念教育的儒生，敢于和国朝钦定的“国史”唱反调，不顾当时社会上狭隘的民族观念之压力，旗帜鲜明地要为洪承畴入贰臣一事“尚论求真”，实际上是呼吁为洪承畴平反。其勇气确实令人钦佩。在吕宗健之前，没有人敢对洪承畴入贰臣一事提出异议，吕宗健不愧为向《贰臣传》叫板的第一人!
从吕宗健写《吊洪文襄》诗到现在，又过了150年。时代变革，历史在前进。我想，当我们今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下进行洪学研究时，是不是也应该从吕宗健的诗中得到一些启发，进一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洪承畴作出正确、公允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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