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榕光
洪承畴在归顺清廷之后，先后受命招抚江南、经略西南，为加速大清的统一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史家对其在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促进满、汉民族融合方面的功劳多有论述。但实际上洪承畴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建树远远不只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因此本文拟就他在处理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礼仪所坚持的主张及其在经略西南五省期间所建议、施行的民族政策，来探析他在清朝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
一、在达赖觐见顺治皇帝的礼仪之争中，洪承畴力主地方神权必须置于中央政权绝对权威的监控之下，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有效管辖
顺治元年（1644），清廷迁都北京以后，西藏格鲁派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活佛曾多次遣使进京请求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八年（1651），顺治帝在接见五世达赖派来的使臣时表示批准五世达赖进京。顺治九年（1652）八月，五世达赖带领随从3000多人到达蒙古，向顺治帝提出皇帝出边（长城以外）接受觐见的要求。顺治帝向众大臣征求意见，引起了一场迎见达赖礼仪之争的大辩论。满洲大臣支持皇帝出边接见，理由是皇帝若亲迎达赖，有利于感召外蒙古前来归顺。而以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为代表的汉族大臣，则对此持相反意见。洪承畴对顺治帝说：“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注一）。他坚持认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的中央政权，皇权高于一切，宗教必须接受皇权控制。以皇帝之尊屈驾亲自出边去迎见一位活佛显然不妥。他建议应派大臣代表皇帝前去迎入京师为宜，至于达赖带来的3000人庞大随从队伍，就地赏赐金银财物“不可令入内地”，以节省费用。满汉大臣两大派为迎见达赖的礼仪之争大讨论，经过反复较量，由于洪承畴再次联合陈之遴以当时天象非常不宜皇帝出边为由不懈力谏，终于使顺治帝改变亲自出边迎见达赖的主张，决定派大臣往内蒙古迎接达赖进京。
（顺治帝接见五世达赖）
洪承畴为顺治帝迎见达赖晋京的仪程进行了一系列详尽安排。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出边外迎接，达赖喇嘛乘坐皇帝特赐的金顶大轿到达北京，顺治帝出城在南苑隆重会见达赖，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并安排达赖住进为迎接他而修建的西黄寺，布施白银9万两。多次在太和殿赐宴。次年（1653）二月，五世达赖请辞返藏，顺治帝在太和殿隆重赐宴饯行，又赏赐黄金、白银、大缎及其他珍贵物品，然后亲送出城至南苑，命硕塞伴送至代噶（内蒙古凉城）。随后，顺治帝又派礼部尚书觉罗朗球到代噶，在那里召集蒙古外藩王公、贝勒与达赖相会，觉罗朗球当众宣读顺治帝圣旨，赐予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封号，封号长达24字，这是历朝少见的高规格，圣旨用金册制成，还赐予金印一枚，金册、金印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这枚金印现在收藏于西藏博物馆，并向公众展出。
（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的金印）
（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金印的印文）
这次对五世达赖来朝的迎见礼仪及对他的册封，正式用法律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在满蒙佛教各派中的领袖地位，为后来历任皇帝治理西藏提供了法律依据。正是洪承畴坚持原则，力排众议，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及高屋建瓴的气势，正确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神权的关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派官员进藏，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赐金册金印，并追封以前各世班禅。从此，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得到中央政权的法律承认。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颁布《钦定西藏章程》，改革和完善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法律。其中，规定达赖、班禅及其他大小活佛逝世后，继任者必须由驻藏大臣监督“金瓶掣签”，然后报中央册封，进一步完善活佛册封程序。这些后续措施使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进一步加强。可以说，洪承畴当时的不懈努力，奠定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的千秋万代基业。
二、在经略西南五省进军贵州前夕，洪承畴提出了尊重少数民俗风俗习惯的特殊政策，建议朝廷允许西南少数民族保留旧装束，不强行剃发和改装，使大清绥靖西南的宏图得以实现
顺治十年（1653），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十多万农民起义军在云南、贵州归附明朝，恢复南明永历政权，西南地区抗清风云再起，当时云南、贵州皆未归顺，湖广地方也不安宁。是年六月，洪承畴受命“经略湖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从北京出师启程，入湖广之后，即以湖南为中心实行屯田、备粮、修城防、设水师，作长期谋划。面对西南一带多年战乱，民不聊生，人民需要安定，国家需要统一的时局，洪承畴审时度势，实行军事上“以守为战”，政治上“广示招徕”，经济上“开垦田亩”的方略，坚决反对穷兵黩武。王师所到之处，首先安抚民众，恢复生产，并明令军队“共念地方之苦，计切安民”（注二）。尽管他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一再被一些满、汉大臣指责为过分保守，但这动摇不了洪承畴“计切安民”的民本思想和既定方针，他深深同情西南各省特别是云贵落后山区生民之苦，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极度困境和落后状况非常同情。在孙可望投降、西南局势反转的大好形势下，洪承畴在顺治十五年向顺治帝建言，“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认为云贵山川险阻，少数民族众多，风俗不同，性情殊异，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恩信”，先得民心。顺治十六年进军贵州时，洪承畴又上疏，请旨“晓谕各土司苗蛮”，“暂依照旧妆束”，不强令剃发、改装。此举深得广大少数民族的拥护，因此平定贵州很是顺利。在进军云南的过程中，洪承畴又再次强调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向顺治帝请求，贵州、湖南的少数民族已先受皇恩享受暂不剃发改装的待遇，望准许云南、广西等地少数民族也“一照贵州事例”，“照旧妆束，以示招徕”（注三）。洪承畴不但请求准许西南少数民族照旧妆束，让他们安心生产，还向朝廷请求拨银赈济贫民，并拨专款保证军饷，使清军不致因缺饷而抢掠百姓。他建议施行的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抗清力量，民众大受鼓舞，纷纷感谢“皇上破格鸿恩，各争先出山贸易，耕凿、运交米粮，以各效诚”（注四），有的还为行军的部队作向导。正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拥护、支持的基础上，才使得西南五省从此结束连年战乱，实现了稳定的局面。
洪承畴在处理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礼仪上的一系列建言献策，开中央政权用法律形式管辖西藏地方之先河；他在经略西南五省时向顺治帝请求给予少数民族不剃发、保留旧装束的特殊政策，是为大清在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程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团结少数民族特别设计的优惠政策。面对关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机遇，洪承畴提出的民族政策有两大贡献：
（苗族传统服饰）
一是用法律形式明确宣示西藏必须服从中央领导，并规定了明确的制度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其意义非常深远。十四世达赖等一小撮人鼓吹西藏独立是违背历史，也是毫无法律根据的，他们的叫嚣是徒劳的，不能实现的。西藏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洪承畴功在千秋。
二是赋予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不剃发、不改装，允许其保留少数民族本来的风俗习惯的特殊政策，加速了大清统一西南的进程，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满族和少数民族的和平相处，迅速绥靖南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笔者认为，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时能够从当时当地的形势出发向朝廷建议采取特殊政策，对当下我们正在不断完善民族政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2019.6.6.
【注释】
一、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
二、顺治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洪承畴揭帖，见《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
三、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
四、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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