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榕光
古代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经过千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制度。最基层的启蒙教育就是在民间办乡学,乡学包括“馆学”“私塾”。馆学是家族办的,具有公益性,私塾即是富有人家延师来家执教,也有的是几户人家合办的。在乡学读书的生员叫“童生”。童生不分年龄,经过府城或县城“院试”及格后取得“秀才”资格,即可分配去府学或县学进修深造(在府学深造的称“郡庠生”,在县学深造的称“邑庠生”),为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乡试”做准备,乡试考中的就是“举人”。然后再去京城考“进士”。
漫长的科举道路,始于“乡学”教育。
英都古代乡学,在翁山洪氏之前未发现文字记载,无从查考。自翁山洪氏六世以后,始有文献记载。据洪恭树搜集文献编纂的《武荣翁山洪氏族谱序》书中收录的《跋洪氏族谱后》一文,作者陈尚礼称:
予自戊申之岁,领乡教于英山云从古室,解馆将归,有馆东兄长洪乾质敬持谱牒请序,自揣文陋,不足以弁其端,而跋于后……
陈尚礼说的戊申之岁,是明弘治元年,即公元1488年。之前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从这段跋记获悉,洪乾质(即洪氏西轩长房六世祖“旸道公”)曾于明成化年间在云从古室设馆办学,亲任“馆东”。据此记载,云从古室被公认是英都洪氏文化教育的发祥地。
之后,随着洪氏人丁不断增加,为方便子孙求学,英都乡学馆址便从山上迁入乡间,先是移到霞美,后来又移在水沟馆办乡学。从明至清,先后有洪有相、洪启胤、洪承胄、洪士誉、洪奕懿、洪科捷在这些乡学执教。
入清以后,英山馆学、私塾遍及村舍。有以宗支祠宇设馆,有士官、富户自筑书轩,有儒士文人在自家门庭开办私塾。馆学,是家族长老出面开办的,聘请本地或外地名师执教,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以其收益供师生之费。私塾,又称“书房”,执教者称为塾师。从外地聘请来的塾师,要由学生家长轮流供应膳食,称为“供膳”。每个学生要交给塾师的学费,称“束脩礼”。馆学、私塾招收的学生不分年龄(有六、七岁儿童,也有成年人),都是来接受启蒙教育的,通通称为“童生”。先读《三字经》《千文字》《昔时贤文》,这是初上学的识字教材。一两年后,就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集注》等较深的儒家学说,故又称“儒生”。一个塾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采取个别面授的教学方法。对程度较高的学生,还要保留给一定的作业,如背诵、默写、答对、作文等等。馆学或私塾都没有明确的学制,只是按科举考试的范围,授以必读的课程。塾师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先学儒学,再学诸子百家,年纪较大的,可自学,博采经史,以备科期应试。
古代英山乡较大的馆学,除水沟馆以外,还有进士洪有助在霞溪村溪溢自然村举办的溪溢馆,洪承畴童年时曾在此馆就学;有贡生洪人俊在石山村宫后营建的桂园馆;还有大新村树墘的中园、良山村坂埔的封君祠、霞溪村的坊脚,设有招收武生习艺的“武馆”。这些武馆培养出来的生员,是准备参加武秀才、武举人考试的。
以上关于古代英都乡学旧址的资料是20世纪80年代末洪瑞生先生主持编修《翁山谱志》时田野调查的成果,当时许多馆址尚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民房改旧建新,昔日的学馆、书房大都被拆毁。硕果仅存的唯有霞溪村的溪溢馆。
▲溪益馆
至于遍布各村落的私塾,洪瑞生先生也作了田野调查,成果如下:
荣星村有平官祠、后店、坝头;英东村有洋顶(桥头书房)、下楼、冲岳、恒坂、大园前;民山村有田墘;霞溪村有下坝、大墘、格林坊;芸林村有李厝、董厝仑;大新村有竹仔林、新枫(省园)、峤头山;石山村有点金、马使祠、石坑;良山村有霞美、洞后埔、坂埔、池头;龙江村有塘内、崎圳头;西峰村有下坝、龙眼林。全乡设书房办私塾的共有30多处。
▲英东村“大园前书房”今貌
1905年,清光绪皇帝下诏“废科举兴新学”,延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1906年,翁山洪氏族人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洪氏家庙东西轩分别创办“培英学堂”“育英学堂”,英都现代教育之路于此发端。
【本文载《田野家园》第200——202页,作者:廖榕光,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9年10月出版。特别提示:本文是榕光老师的原创作品,如蒙转载或引用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