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泉州晚报》1988年4月17日）
【《泉州晚报》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的这篇文章，对历史上几成定评的洪承畴作出了新的评价，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封建王朝交替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新的观点。欢迎争鸣。】
泉州晚报编辑部：
去年十二月我来泉州，应南安县委同志的约请，到英都去参观。同志们告诉我，英都出了一个洪承畴，英都人感到有点不光彩，心理上承受了传统历史观念的压力。因为，洪承畴自明降清，历来被称为奸臣、“大汉奸”。回到北京，我查阅一些有关洪承畴的材料，发现历史上对洪承畴的评价有欠公允，这里我想就洪承畴的历史评价谈点意见。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想借贵报一角，把我这封信刊布出去，或许可以在牢固的传统观念那平静的河面上，掀起一点浪花，得到读者的议论、责备或赞同。活跃一下舆论空气，不无好处。我的意见是：
▲苏双碧[右]、王宏志[左] 在洪承畴学术研讨会上。（榕光摄于洪氏家庙）
一、关于洪承畴降清问题。
洪承畴是明末的重臣，官至三边总督、兵部尚书，是明崇祯皇帝所倚重的名将。但在锦州、松山和清军决战阶段，明军兵败，洪承畴被俘。皇太极多次劝降，开初洪承畴坚决不降，“只求速死”。当清官员要用刀砍他时，他“延颈承刃，始终不屈”。后来由于清方再三劝降，加上早降清的明将张存仁献策招降洪承畴，洪承畴才向皇太极称臣。因为降清，就被当时的抗清志士斥为奸臣、失节。加上有清一朝，以各种会党为主的反清势力始终存在，他们对自明降清的人物也大加贬斥。这种传统的观念一直因袭到现在。其实，洪承畴降清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他不是在战场上两军交战时倒戈，也不是在两种敌对势力对抗时私自通敌卖主，更不是在阶段斗争中从正义的一方投到非正义一方。他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是在中国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从旧王朝转事新王朝的。因此，洪承畴降清本身不应有过多非议，当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锦松战役的失败，清军入关已势不可挡，况且洪承畴已兵败被俘。清王朝也是中国的正统王朝，以清代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正常演袭，在这过程中任何明臣都有重新抉择前途的权利。降清不能被认为是“奸臣”、“大汉奸”。
二、洪承畴为清廷的安邦定国作出贡献。
在内政方面，他认为“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他建议恢复明朝的内阁票拟制度。并利用旧关系，举荐大批明臣到清廷任职。洪承畴还建议顺治皇帝要“习汉文，识汉语”，以儒学为师。1665年，清军攻占南京，为镇压江南抗清力量，清廷派洪承畴到南京总督军务招抚江南抗清力量。洪承畴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争取大批江南地主归顺清廷，而对那些抗清的死硬派则坚决镇压，很快取得效果，江南局势基本稳定。后来在经营湖南、云南等地，也显示他有过人的韬略。清初局势能较快的稳下来，洪承畴起了重要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洪承畴在清初的作为，应属基本肯定的人物。
三、关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志士问题。
李自成起义之后，农民起义烽火四起，洪承畴是镇压农民起义最卖力的将领。明王朝的腐败，激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洪承畴作为明王朝的重臣镇压农民起义，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实：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主军事的明臣；二是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农民是受到明王朝的残酷压迫才起而反抗的，他们是正义的。至于镇压抗清志士，要作具体分析，他剿抚兼施，抚多于剿。他向清廷推荐大批降官，顺治二年十一月，一次就推荐149人。他在捕获黄道周、金声、夏浣淳等抗清将领之后，经反复劝降不果，把他们杀掉了。应该看到，洪承畴当时是受命主管招抚江南抗清力量的，他希望这些人降，不降只有杀，除此之外，他不能有别的抉择。这些抗清势力基本上是为两种力量所驱使。其一是清初确实存在着民族压迫，抗清就是反抗民族压迫，有其积极的一面，后人称颂黄道周、夏浣淳的气节，也应是指这方面而言的；其二是为儒家的“忠君”思想所驱使，儒家宣扬“忠君不事二主”。这些人愿从明而终，充当末代皇帝的殉葬品。年纪很轻的夏浣淳听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后，立即聚众哭祭起草檄文，发誓不与农民军“俱生”。直到清军占领南京以后，他还上书鲁监国，接受中书舍人的官位。对夏浣淳的气节和才华，后人尽可以作出评价，但对他甘为故明充当殉葬品却不值得称道。更不能用杀夏浣淳来否定洪承畴对清初历史所做的贡献。
用历史的观点考察，洪承畴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大臣不论事明事清他的作用都是突出的。但他如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一样镇压过李自成的起义军，这是他一生当中历史性的过错。然而，这一点史书却很少对他有过批评。称他“奸臣”、“汉奸”都是以他降清为据，乾隆皇帝也因此把他打入“贰臣传”中，自然也是对他的贬斥。这种以封建的“忠君”思想作唯一的依据来评价历史人物，显然是极不公允的。
以上当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苏双碧 1988年3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