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洪承畴感兴趣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年我去泉州出席李贽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南安县的与会代表转达了县里某些领导的意见，说我是南安人，回福建时从不去南安（指南安县城），并邀请我去南安走走。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泉州出西门十几公里，而县城是出新门二十多公里，不是同一个方向。加上县里的父母官大家都很忙，不好去打扰他们，确实从来没有去过，连县城在哪里都不知道。但县里的父母官既然提出意见，并发出邀请，不去就不好了。
那一天，记得是县委宣传部长来泉州接我，并说一位副县长、一位政协副主席在县城等我。参观地点是仓苍和英都两个镇，都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镇。先到仓苍这个过去有名的穷困村，改革开放以后，成了先富起来的村庄。新建的仓苍大桥，把溪南溪北连在一起，这对发展仓苍的企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离开仓苍后来到近邻的英都。英都这个村历史上就是文明之村，人文荟萃，是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乡村。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还有了两所中学。一个乡村有两所中学，也是比较少有的。英都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可心气不顺，祖上出了个洪承畴，历来被目为“汉奸”，总感到抬不起头来。我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侧重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对洪承畴仅知道而已，并没有专门研究。显然，英都的干部和乡亲看到报上报道我在李贽讨论会上的发言，谈到李贽思想“源于时代高于时代”，对李贽的评价很高。因为李贽也是南安人，发言时多少带有点感情色彩，即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而感到骄傲。报上登出后，许多人说我讲得好。对英都提出的问题，我自然不能装作没有听到，但我又不能信口开河，随便乱说。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回答，英都乡亲为历史上出了一个洪承畴而感到羞耻，抬不起头来，大可不必。现代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承受祖宗在历史上的任何污点。更何况，洪承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是就不能重新讨论，重新作出评价的。
洪承畴画像
当然，我的回答，实际上是堵人家的嘴，讲的是大道理，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可是，我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有责任对洪承畴的历史功过，知道更多些。或者说应当进行一些思考。回到北京，正值夫人王宏志对乾隆时编的《贰臣传》有兴趣，准备写一篇《论贰臣》，我让她把洪承畴的材料找出来看看。洪承畴本是明代的重臣，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辽战役中，因受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掣肘，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思路。加上这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崇祯皇帝也不能给洪承畴以支持，导致松辽战役失败，被清军所俘。经过清最高统治者的劝降，以及洪承畴的审时度势，最后投降了清朝，为清朝统一中国出谋划策，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在招抚江南、避免江南百姓生灵涂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劝降郑芝龙时，被誉为“开清第一功”。
我以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洪承畴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重臣，是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发家的，不值得称颂。而他降清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使清朝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都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况且，在历代改朝换代时有一大批旧王朝的官员走到新王朝中去，从事新王朝的巩固和开拓，这在任何一个王朝也是不能例外的，包括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时也是如此。
根据上面这些思考，我写了一封信给《泉州晚报》。这是当时泉州地区唯一的一张大报，我的信谈了上述观点，并认为对洪承畴降清不应有过多指责，应该承认，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而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这样，把洪承畴降清说成是汉奸，从政治上、学术观点上都是错误的。洪承畴是一位应当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泉州晚报》于1988年1月17日全文刊出。这封信在泉州引起很大的反响。洪承畴被称为“汉奸”是有其原因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历来把汉族之外的民族视为胡为夷，一旦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说中国是亡国。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清代明，引起汉族百姓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巨大不满，掀起了反抗浪潮。加上清军入关实行过民族压迫，增加了满汉的对立。在汉人中的反满情绪从清初到清末自始至终没有间断过。从清初士人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反清情绪到创立天地会等反清组织，延续了二百多年。从清中叶以后直到晚清，不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开初都还打着反满旗号。而在这历史过程中，一方面对洪承畴在清初的作用加以拔高，如台湾出版的一些论著，就认为洪承畴是清朝成功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洪承畴，清朝就站不住脚，明朝就不能灭亡，把清代明看成是洪承畴的个人因素。拔高的目的是为了加重洪承畴的“汉奸”罪名。另一方面，由于反清复明的力量，士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历史著作，特别是文学著作，通过许多小说、笔记以及戏剧，大肆讨伐洪承畴，直到当代一些文学著作中描绘叛徒、汉奸时，还以洪某某畴为名，影射洪承畴。这样一来，洪承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汉奸”，万世骂名。所以读了我的倡议信后，不少人向我开口大骂，指责我公然为汉奸翻案。当然这些人大多是谈文学、谈戏剧，不说历史。不过，社会上支持我的观点的也很多，这方面我收到许多信和电话。
对我的信反映最强烈的当然是洪承畴的家乡南安英都。他们在兴奋、鼓舞之余，就派出几位老乡，一是感谢我为纠正历史是非，为洪承畴说了几句公道话。这对我来说，不过是表明一种观点，或者说一种理论勇气。但对英都洪姓来说，被祖辈“汉奸”的羞辱压得吐不过气来的子孙，却顿然变得轻松了。他们来到北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谋求能还洪承畴的本来的面目，即为洪承畴写一本传。我觉得很有意义，问题是由谁来写，我不研究清初这段历史，也不专门研究洪承畴。这时，我的爱人王宏志正在研究“贰臣”，在乾隆时编的《贰臣传》中，洪承畴被作为重要的“贰臣”收入其中。研究“贰臣”当然要涉及洪承畴。这样，《洪承畴传》由她来写是比较合适的。征求她的意见时，她因工作很忙，不能集中时间写，但答应试试。就这样，写《洪承畴传》的任务落到她的身上。她广泛收集材料，包括台湾许多学者的有关著作都找来。经过分析整理形成了一个思路，前提是把清朝当作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来看，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以清代明不过是历史上王朝更替的一个环节。写这本书，她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观点鲜明，材料扎实。
应当说，《洪承畴传》是我的倡议书呼吁出来的，但它的作用却远远超过倡议书，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用历史事实奠定了洪承畴历史功过的基础，贬斥洪承畴的人仍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否定书中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为今后研究洪承畴提供了一条思路。作为一本传记著作，写得是比较成功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周一良看了之后，认为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世俗观点的著作。后来他在去日本的一次讲话里，也再次提到《洪承畴传》一书。在香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吕振万先生，或者说著名的儒商，读了这本书以后，很感慨，他说：“年轻时在家乡南安教中文时，就想应当有篇文章替洪承畴讲几句公道话，说洪承畴是汉奸大不该。等了几十年，而今等到头发都白了，才等到这本书，这怎么能不使我激动呢？”年近八旬的老先生，还一字一字地读完了这本书。一位美籍华人，也是一位大企业家，对祖国文化历史十分感兴趣，读了这本书后，表示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他说，由于民族情绪把许多历史人物都看颠倒了。
《洪承畴传》的出版，引起清史学界的普遍重视，相应的文章出了一批，如清史学家李鸿彬等人写的书评，对这本传记都作了肯定的评价，而对洪承畴本身进行研究的，就有著名学者王钟翰、王思治、李鸿彬、陈梧桐、陈金陵、李治亭、谢肇华、何溥莹、许在全、傅全星、洪光华等二十多人，从各种不同角度谈了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这些文章对洪承畴的评价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但却没有一篇文章再把洪承畴说成是“汉奸”了。在这个基础上，由洪承畴家乡筹备在福建石狮开了一次洪承畴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因为有一本《洪承畴传》，讨论就比较容易展开，与会者在会上宣读了许多论文，对洪承畴的历史评价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根据会上提供的文章，由我主编了一本《洪承畴研究》，汇集了各家的观点。这次讨论会和这本研究论集，是由《洪承畴传》出版引出来的一个直接成果，我在这个会上有个发言，即提出“从宏观角度评价洪承畴”。有人认为这样讲比较容易说服人，当时有几个刊物先后刊登了这篇文章。
洪承畴成为众矢之的的客观原因主要也有两条：一是一部分汉人认为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灭亡了，按此逻辑，洪承畴降清就是“汉奸”。这部分人的民族情绪，通过士人的制作，演化成小说、演义、戏曲，如庄妃和洪承畴的暖昧关系、“洪母骂畴”等，其内容本身是虚构的，但却在民间广泛地流传丑化了洪承畴的形象。二是有清一代反清复明的口号一直没有止息过，民间的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等都首创在清初，而活跃于民间，只要反清复明，就必然要讨伐降清的洪承畴。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开初还是举着反满旗号，把满族称为“胡虏”或“鞑虏”。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就铸成对洪承畴评价无法客观公允，更无法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民族观和正确的历史观，自然可以对洪承畴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事实上，历代王朝的建立，新王朝缔造者，都争取大量的旧王朝的官吏到新王朝任职，这可以起对旧王朝的瓦解作用，以及解决新王朝的官源不足的困难。所以，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有大批旧王朝官吏到新王朝任职，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新中国成立时，都有大批官员是来自旧政权的。这些旧朝代的官员不少是在新朝代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的，他们是历史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洪承畴当然也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