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昆贤
光阴荏苒，转眼间，离开南安三中已经40年了。尔来半世浮萍，沧海桑田。然回首往事，犹历历如昨。只是不知当年的学伴，远在天涯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好吗？
我1981年离开三中，1982年从南安一中考上大学，从此离开福建，就很少再回去了，和中学的同学们也大多失去联系。虽然1990年代和当年高中时的洪文河同学偶尔有过接触，也是这两年才又取得了联系。洪文河学兄是我此生遇到的贵人之一，他在我处于人生最关键阶段时曾给过我重大的启发，开启我人生的另一段轨迹。他邀我谈谈三中往事，我欣然接受，也借此机缘，顺表我对南安三中的那些人那些事的激动与怀念心情。
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初中是在村里的附中上的。那时的学校只有三个半正式编制的老师，其余都是民办的，且多数是三中毕业的高中生。那半个被认为精神不正常，当时是文革前后，教学基本上和文革时一样。再加上是村办的附中，自然又等而下之。薄薄的一本书，一个学期下来，教过的不到一半，课外书完全没有。
因此，当我升入高一，到三中校部就读后，立即就跟不上了。记得第一次物理考试，我便得了个全班倒数第二；整个高中，数学和化学轮流及格；物理却从未及格过。因为数学不好，理工科彻底没戏，只能选择文科。
我曾经问过专业人士，为什么同在北京，海淀区好学生的比率就比其他区高？他答道，海淀是高校区，高知集中，这种地方的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自然就好。这确乎很有道理。我从小就没有养成好学的习惯，到了三中，人家晚自习的时候，我就趴在桌上睡大觉；上课时脑子常开小差……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了。
在三中的最后一年，我的几门学科中只有一门能够及格。历史老师许元兴是当时唯一关注过我的老师，历史也是我唯一能够及格的课程。他后来出了车祸，不幸早逝，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主科英语我只能考二三十分，基本上全靠蒙。后来我发现，考卷交上去，就没有下文。所以，再后来，我干脆不交卷。但这样一来，学习好坏连自己都不知道了。第一次参加高考回来，晚上住在五世祠后面的学校宿舍里，语文老师来看我们。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我们几个人坐在路灯下聊天，我坐在最外面靠近台阶的地方。老师问别的同学我是谁，我这才发现，班主任也不认识我。
眼看前途一片黯淡，命运已经注定。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后来改变我一生的事。洪文河曾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不同，文河学习成绩不错，是班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他的家境也比我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一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宿舍已经熄灯。文河说，他想再看会儿书，希望我能跟他作个伴。记不清那晚我们一起在昏暗的路灯下呆了多久，但那一次却让我幡然醒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一点，文河自己当时可能都未曾会料到。是呀，人在歧路，有时只须轻轻点拨，便能走出迷津。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自己成绩那么差，全因自己常困溺其中不开窍。所以说，洪文河是我人生中的贵人，我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当时，我立马找来初中一年级的英语书，从头学起。我变了个人，晚自习时不再昏昏欲睡，熄灯后也倍有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在学习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更不敢知道。临近高考时，在晋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全校最高。但由于这是我在这一整年中唯一一次露脸的表现，无论老师还是我自己都认为，这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是偶然的超水平发挥，当时并没有人太当真。但后来，后来我作梦都不敢想，自己也能够考上大学,走进国家重点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
我为什么离开福建
我的出身极其卑微。生下来五个月，就没了母亲。小学一年级，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的财产全部被没收拍卖，只留下一副床板、两张旧桌子、几条旧板凳。这就是我小时候家里的全部财产。
有一次，父亲受公社雇佣，为他们画工程图，把我带到公社住了一个晚上。看到公社干部吃的是白米饭，有菜有肉，我非常羡慕，心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肉食者，就不虚此生了。当时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工作弃如弊履。当然，那是另一番心路历程，以后有机会再说。
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突然在班上冒出一句话：我也想上大学。只记得当时全班哄堂大笑，那意思和癞蛤蟆想吃天鹅差不多。当时村里已经有了第一个大学生，是推荐上去的工农兵学员，他的父亲是大队支书。以我家当时在村里的地位，全班都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轮得上我。
第二年（1981年）高考回家，我心灰意冷，不敢打听分数。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内心是极度自卑的。我后来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克服这种浓厚的自卑感后取得的。回家不久，我便病倒了，得的是可怕的痢疾，一天拉稀十几次，半个多月下来，身体全脱型了，连路都走不动。一天晚上，公社广播站的有线广播突然发出通知，说我高考过了录取线，让第二天到南安去作体检。第二天我三四点就出发，但因身体虚弱，走不动路，到英都镇区时，班车已经开走。等赶到南安医院时，体检都快结束了。一通检查下来，其他都没问题，就是肝脾肿大。尽管肝功能和超声波检查都正常，最后的体检结果还是不合格。我父亲万般求情无果。一份体检报告，把刚刚对我敞开的大学校门轰然关上，当时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村里人说，认命吧，我们这种穷山沟是出不了大学生的。还好，我的父亲没有放弃，把我送到南安一中复读。这一年，我考了全省总分第二名，比第一名只少了一分。这一次不再是广播通知，我的历史老师陈富听亲自走山路到我家里报信。体检早在考试前就已通过，肝脾依然肿大，但完全合格。这次我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我选择了北京。
一件让我感动的事
在三中的生活无疑是很艰苦的。因为离家远，需要寄宿。每星期五六斤米，除咸萝卜干外，没有别的下饭菜；衣服不分春夏秋冬；兜里的钱不超过一毛，只够买柴票。平时吃喝洗漱只有一口井，早上山顶的喇叭一响，就得起床抢水，以致多年后，一听东方红的钟声就本能地心跳加速。不过，时间已经带走一切苦涩，只留下一些温馨的回忆。
想起当时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爬到吴成金老师家门前的木瓜树上偷瓜。正准备下来时，吴老师哼着小曲回家了。当时月亮快上中天，一个巨大的阴影投射在吴老师面前的地上，假如稍加留意，便能发现树上有贼。我当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但吴老师并未察觉，哼着曲子进屋了。木瓜煮着吃并不可口，当时不知道木瓜应该熟了后生吃。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光顾那棵木瓜树了。
还有一个晚上，夜黑风高。熄灯后，我到宿舍后面偷学校的甘蔗。正要绕过前面的石板围墙溜回宿舍时，被校长洪再兴发现喝住，吓得我赶紧把偷来的甘蔗从石板的缝隙往墙里塞。不巧的是，此时校工洪鲫鱼听到校长的喝叫声，也走到里面的墙跟前。我塞进去的甘蔗正好落在他的眼前。校长问校工看见什么没有，校工说什么也没有。谢天谢地，他的一句话救了我。我相信他肯定是看到了甘蔗的，但他没有举报我。这件事不大，但他却像《悲惨世界》里的那个神父一样感动了我。
后记
四十年来，世界变化很大，三中也早已旧貌换新颜。“翁山五世祠”被翻建，面貌今非昔比。不过，出于对历史的爱好，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五世”。曾经在那里上过课的我，对那里供奉的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有一种亲近感。现在的南安三中已经起用全新的校舍了，跻身省一级达标中学。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也与时俱进。祝愿母校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才俊从这里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