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都乡讯，文：戴冠青】泉州西部有一个古镇叫英都，英都镇中有一个著名的山村叫良山，良山村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叫“云从古室”。位于天马山北麓的“云从古室”是英都洪氏文化的发祥地，因为它曾经是英都古代的一个学堂，许多山村的孩子正是从这个学堂中汲取了文化知识，然后走向全国各地去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显赫祖宗，也灿烂了一个山村。据《翁山谱志》记载，仅明清两代就有进士16人之多，还不包括65个举人，63个贡生和500多个秀才。英都五世家庙东西轩大门楹联刻下了一些官宦之家当年的显赫：“解元传胪鸿博第，将相公候郡马家”；“宪台方伯大夫第，布政司徒侯爵家”。难怪英都自古就被誉为“人文荟萃之乡，藏龙卧虎之地”。
八月里的一天，我慕名来到良山村，我知道这个小山村曾经诞生过一个在历史上饱受非议的明清两朝重臣洪承畴。虽然我不知道父子两代双进士的洪承畴是不是从“云从古室”走出去的，但在村人的引见下，我来到了“洪承畴读书处”。这个雅称“溪溢馆”的地方现在已成为供人参观的名人古迹，其实它只是山村一座古大厝里一间小小的偏房。
在那阳光灼热的中午，我就这样默默伫立在这个叫“溪溢馆”的小屋前，那个曾经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影子已经非常遥远，遥远得我实在看不出他的面容是帅哥还是丑男；但他的形象又分明如此清晰，清晰得我可以感觉到他心灵的颤栗和眼角的泪花。
于是我的记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但无论我如何去读解历史，我都无奈地读出了一个在时代更替的风口浪尖中上下颠簸却把握不住命运之舵的身心极度痛苦的知识分子。
是的，这个靠科举取仕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辉煌的足以让村人引以为自豪的前半生。辉煌是从他在这个叫“溪益馆”的小屋里发奋读书起步的，在那种简陋的书桌旁我似乎能穿过历史的烟云看到年少的洪承畴悬梁刺股埋头苦读的寂寞身影。在知书达理的母亲的严格教导下，从小聪明好学，思维敏捷的莘莘学子洪承畴靠着勤奋苦读，于23岁那年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二甲第17名），从此步入仕途，并逐渐官居高位，至崇祯时已任职兵部尚书，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成为明末重臣。并且荫及父母及祖上，自曾祖父始均获封官加爵。应该说，这时候的洪承畴是志得意满的，从一个山村的贫寒书生，一步步地青云直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不管是面对祖宗，还是面对村人，都是风光得足以让人飘飘然。
然而造化弄人，不幸的是洪承畴经历了一场朝代更替的乱世风云，这就注定了这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官员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崇祯十三年，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边关告急。十四年，临危授命的洪承畴率领十三万明军在东北锦州城外的松山与清军作战。因朝廷腐败，士气低落，明军被击败，松山城陷，洪承畴也因此被俘，并在清太宗的百般安抚劝降下归顺清廷。
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尽管洪承畴降清之后曾为一个兀然崛起的新朝代出谋献策，制订法规，佐理机务，平定江南，在清王朝统一全国时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一些清人也给予不低的评价，清初努尔哈赤的孙子、平南大将军博洛曾认为洪承畴平定福建是“开清第一功”。云贵总督周有德也认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云南贵州中的功绩是“不负先帝，亦承畴实不负经略矣。”清人梁章钜还称颂道：“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甚至康熙皇帝也在谕旨里一再称他“劳绩茂者”。但是对这一辅佐过明清两个王朝、被称为“贰臣”的历史人物的非议，历史上也并不客气。乾隆皇帝钦定的《贰臣传》中，干脆把洪承畴和其他入清的明朝官员120多人，一律贬斥为“大节有亏”。后来一些受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绪影响的历史学家对洪承畴也一直持否定态度，甚至贬斥为“汉奸”之辈。民间也是如此，坊间甚至还流传“庄妃劝降”、“洪母骂畴”、“承畯贬兄”、“素月孤舟”、“六离门”等故事予以谴责和痛斥。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洪承畴的“仕清”行为进行重新认识。许多史学家从学术的角度肯定了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认为清朝是中国的主要王朝之一，洪承畴归顺王朝，是顺应历史，他为清廷安邦定国出谋划策，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无论如何，我宁愿相信从此辉煌和荣耀已经离他远去，伴随着他的只有痛苦和无奈。
我知道当代史学界对洪承畴的重新评价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探讨，但是我却困惑于洪承畴降清是一种所谓“顺应历史”的选择。也许现代人认为是这样，但作为一个封建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兵败被俘，身陷缧绁的耻辱时刻，我总觉得他未必能有那样高远的眼光和如此自觉的反应，反之，他应该是十分痛苦的。洪承畴生逢乱世，被迫降清，这对他的身心已是一大打击，让他倍感痛苦。而洪承畴“仕清”，仍然是无奈的，为那个推翻了自己所依附的王朝并让自己备受羞辱的敌对王朝服务，这让一个以儒家忠信为要义的知识分子尤感痛苦。对于这样一个穷途末路而又满腹文韬武略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管降清还是“仕清”，其实都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选择。
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以科举取仕的官员，不管他官职有多高，在历史上做过多大贡献，本质上他仍是一个知识分子，因此就难免带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秉性特征。特别是面对命运转折期的两难选择，良知和现实的矛盾总是让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而痛苦。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指导下，他必须效忠他所服务的明王朝，作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渴望社会安定昌盛，所以他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但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他又看到了由盛入衰的明王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衰微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由此他又对这个王朝越来越感到失望，幻想有一个新的气象来取代这一黑暗现实。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心态使他的心理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当他兵败松山被俘时，虽然也英勇抗争过，清廷命其剃头易服投降，他拒不剃头，廷颈承刃，“科跣谩骂”，“只求速死”，并绝食七日。但他后来是抵不住清太宗的竭力规劝而归顺清廷。这一方面是因为感动于清太宗诚心可鉴，“朕素以诚信待人，必不以虚言相诳。尔等可自思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了明王朝气数已尽而做出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再一方面还是他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为了天下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名誉的一种忍辱负重。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过后他效忠清廷，同样是一种无奈的抉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使他不能不为他所依附的朝廷服务。而“天下为心”的信念，又使他必须为天下的安定和统一作出贡献，以实现他当时忍辱负重降清的初衷。尤其是在满汉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参与清廷中央佐理机务，不管是到南京招抚江南抗清势力，到湖广总督五省军务，还是协助清廷平定江南、统一云贵，他的用心也许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出现更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尽可能地避免人民会有更多的伤亡和灾难，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国家安定和发展。也许，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使然。因此，洪承畴由明仕清的选择，虽然从道理上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特别是他在清朝统一中国中的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觉察出来，其实这种选择是十分痛苦万般无奈的。对于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离开时，我再一次回望这个不平凡的山村。在正午的阳光下，山村显得分外宁静，山林特别青翠，田野特别金黄，一些农人悠悠然地坐在房前屋后和树荫下乘凉避暑，脸上带着一种生活富足的惬意。不管洪承畴是对是错，他们已经不再提起，一切都已经被埋入历史的深处。只有当有人来参观时，村人才会引至洪氏祖祠和溪溢馆，淡淡地说起当年洪承畴给村里带来的荣耀。也许知识分子的命运常常就是如此，他们创造了历史，却不幸成为历史的殉道者，然后被历史慢慢地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