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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1593.10.16—1665.04.03），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今南安市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23岁的洪承畴中进士，崇祯期间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战战败后被清朝俘虏，后投降成为清朝大学士。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随清军入关。抵京后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衔，入内院佐理机务。
洪承畴画像
洪承畴是明末的重臣，清朝的重要智囊，不少人应当都不陌生。笔者看历史细节，再结合自己的理解，用相对简短的文字进行表述，读者就可以少费力气。要认识洪承畴这个人，先要弄清4个问题。
1.洪承畴作为明朝将领，有没有才干、有没有尽力？松锦大战失败主要责任在谁？
2.明朝是不是该亡？被俘虏后，洪承畴要么拒降而死，要么投降清朝。拒降而死，清朝就无法入关吗？明朝就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吗？或者取代明朝的汉人朝廷能让汉人就能享受太平吗？
3.清朝是外族，是不是外国？
4.投降清朝后洪承畴做了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洪承畴作为明朝将领，有没有才干、有没有尽力？
洪承畴出生贫寒，因为天资英敏，有人看好他，资助他读书，以至于他才有机会中进士。从1616年-1628年这12年就不说了，说多了啰嗦，对认识洪承畴并无多大帮助。我们从1628年开始说。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北地区爆发农民大起义，崇祯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让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不负重托，解韩城之围，开始崭露头角。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农民军将领王左挂降而复叛，被洪承畴诛杀。杨鹤主张招抚，洪承畴主张剿为主，不仅剿匪，还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流寇多达数万。其实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杀官军再反，大家你杀我我杀你，不好说谁对谁错。这个混乱的年代，大家很难有底线，崇祯皇帝派人挖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后来杀到安徽凤阳挖崇祯皇帝的祖坟。
崇祯四年（1631年），三边总督杨鹤因招抚失败下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两人虽政见不同，但洪承畴却向崇祯皇帝上书要求从宽处理杨鹤。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农民军遭到重大挫折。
崇祯五年（1632年）春，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与总兵曹文诏、贺虎臣一起围剿农民军。农民军不支，投降，洪承畴命令杀死其中中间力量四百人，剩下的遣散。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以郧阳为中心，进行游击作战。洪承畴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被迫转入山区。
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朝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农民军突围东走，转进河南灵宝等地。
崇祯十年（1637年），因受到严重打击，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农民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部截击，仅余18骑逃入陕南商洛山中， 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从1631年担任三边总督到1639年基本肃清农民起义，前后8年时间，其中1634-1639年，洪承畴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前线统帅。抓住高迎祥的孙传庭也算是洪承畴的部下，此战也是洪承畴统一部署下的一个战果。明代中后期军事将领在外带兵打仗是很难的，粮饷给养不好保证不说，光是说朝廷的环境就够喝一壶，“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玩敌养寇。”（《万历十五年》p134），将领基本上很难有自主指挥的空间，袁崇焕是死于这样的环境，后来的杨嗣昌也是死于这样的环境，等等。
可以说，在明末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洪承畴一路跌跌撞撞走来，能取得如此“剿匪”成绩实属不易。一是洪承畴对农民军的认识比较到位，对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缴抚的分寸把握得当；二是战略战术得当，用兵虽不如神，但已很接近了，基本没有昏招。以上两点，在明末文官中无人出其右。
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23岁中进士，37岁在乱世中以军功当巡抚，到41岁总督五省军务，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位极人臣。这与洪承畴自身的努力和天赋是分不开的。崇祯皇帝对洪承畴是十分倚重的。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在镇压农民起义取得重大顺利但不是决定性顺利的时刻，多尔衮和他的侄子岳托，绕开山海关、绕道蒙古分路向北京杀来。崇祯皇帝认为“秦贼剿降将尽”，感觉陕西的起义大事已定，朝廷与起义军的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与满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来京防御，这就给快死的李自成予以东山再起的机会，李自成的面对的军事威胁等于解除。崇祯的这个战略误判，给明朝带来覆亡的后果。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崇祯皇帝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皇太极的近6万人马围困锦州，势在必克。为挽救辽东危局，崇祯皇帝命洪承畴率宁远总兵吴三桂等8位总兵，集结13万军队于宁远，打算解锦州之围。洪承畴对当时的形势已经有了解，主张步步为营，逼近锦州，且战且守，以守为主。清兵善骑射、长野战，但缺火器，没有使用枪炮，攻坚能力差。明军士气低落，但拥有火器，凭借坚固城池、以逸待劳、等待机会的确是上策，当年袁崇焕就是这样做的。崇祯皇帝本心也是想稳扎稳打，但兵部尚书陈新甲想速战，摇摆不定的崇祯皇帝担心粮食供应难以为继，听信了不了解前线情况的陈新甲，又回过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下诏要洪承畴速战，陈新甲多次驰书催战，派到前线的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更是不断干扰洪承畴。这样情况下，洪承畴只好出战。其实狭路相逢勇者胜，皇太极更缺粮食。
结果大家都知道，战斗打响后，明军迅速土崩瓦解，各路兵马逃的逃，被杀的被杀，尸横遍野（海），此后洪承畴率惨军坚守松山半年，后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投降清朝，里应外合，洪承畴最终兵败被俘，锦州守将祖大寿出城投降。明军的锦宁防线崩溃，清军围点打援的战略意图完美实现。
306年后的1948年，几乎一样的故事又在锦州上演，这次守锦州的是国民党军中将范汉杰，来救援的分别是国民党军中将廖耀湘、阙汉骞。范汉杰城破被俘，廖耀湘被活捉。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提到明清两次大战--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役时，说：“自辽难以来，悬师东指，决十万之众于一战，惟杨镐与洪氏。镐分兵而败，洪氏合之亦败。”就是说明军不管是分进还是合击都失败了，什么原因呢?杨镐统兵时，朝中就不断催他出关，派阉党的人监军；洪承畴统兵时，情况也是一样，朝中仍不断催促出兵，兵部同样过度干扰前线统帅指挥权。可以说，与清军交战，明军不论谁统帅，都不可能将取得大兵团作战的重大胜利。
被俘后的洪承畴不投降。皇太极派出范文程在内的许多人劝降，均被洪承畴大骂。后来，皇太极亲自出马，“太宗乃亲至洪之馆，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皇太极是个心胸非常开阔的的人，也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不少汉人将领犯罪应受处罚，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极的赦免。他们谈了什么，史书没说，只是说，洪承畴“视太宗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洪承畴认为，皇太极是真命天子，所以向清朝投降。
清太宗皇太极 像不像汉人？
洪承畴作为明朝将领，有没有才干？有没有尽力？松锦大战失败主要责任在谁？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这时候，崇祯皇帝以为洪承畴战死，还在为洪承畴祭祀，闹出了大笑话。祭祀有什么用？一年后，孙传庭镇守陕西，准备不足，崇祯皇帝又犯了老毛病，拼命催促孙传庭出关与李自成决战，孙传庭全军覆没，这次崇祯皇帝以为孙传庭装死逃跑了，没有祭祀。“传庭死，明亡矣”。
第二个问题：明朝是不是该亡？被俘虏后，洪承畴要么拒降而死，要么投降清朝。拒降而死，清朝就无法入关吗？明朝就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吗？或者取代明朝的汉人朝廷能让汉人就能享受太平吗？
明朝问题多多：
一是明代皇权孤单。秦代以来，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管理模式的中央集权，后世百代皆效法秦朝，所谓百代皆行秦政，采取皇帝和宰相分享中央权力、地方郡县管理的办法，地方绝对服从中央，全面确立了人治的管理模式。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中央集权和王朝的统一。朱元璋建立明朝还是为主采取这个老办法，设丞相、设六部。胡惟庸当宰相时被朱元璋杀了，宰相制度被废除。不设宰相，那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谁来负责？朱元璋自己兼任，朱元璋成了大明公司的ceo，中央政府事无巨细，由皇帝一个人裁决，这样的情况下本应该调整嫡长子继承制度，尽量选择有才能的子嗣继承皇位，可是终明之世都没有改变。明宣宗之后，明朝大体是按照太监和内阁两套模式来帮助皇帝治国理政的，总体保持了皇权的稳定，又减轻了皇帝的负担。但是，皇亲国戚被完全排除在外，尤其是皇族，皇族本是皇权的一部分，所谓家国天下，但皇族一律不能干政，不能对国事评头论足，也见不到皇帝，这是明朝皇权设计的最大问题。
总的来说，明代的皇权高度集中，而且皇帝继承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度，皇位的取得只和出生有关，与才智德没有关系。制度设计上，不管是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政府还是军队，离开了皇帝就办不了事，皇权没有受到来自太监、外戚、皇族、权臣、军队等的威胁。但是皇帝成了真正的寡人，没有兄弟提醒、帮衬，没有皇族襄助，就靠自己的自发或自觉治理这个国家。当皇帝前作为太子一般没人抢位子，当皇帝后，一个人高高在上，埋头深宫大院，人情世故不通，一定程度上说，明朝皇帝是无手无脚又聋又瞎的怪物。所以明朝皇帝多奇葩，经常会干出一些蠢事。《皇帝的新装》不是笑话，在明朝，尤其是明末天天在上演，掩耳盗铃虽是寓言，但明朝皇帝经常干这事。
这样的体制对于王朝应付复杂局面是十分不利的。明朝276年间，发生过3件大事，这3件大事都说明皇权设计存在严重缺陷。一是靖难之役。二是土木堡之变。三是明末攘外安内。历史上真正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王朝就是元朝和明朝，元朝的统治方式是很落后的，明朝一个偌大的王朝竟然很容易就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是皇权固化的恶果。
二是分封制度拖挂明朝。明代皇族分封制，皇子长大后，除了太子，一律分封到京城之外当藩王，亲王的长子世袭亲王，其余儿子封郡王，以此类推，最低的爵位也有年俸200担。朱棣以后，这些藩王基本被管束，不得参与军政事务，但是俸禄很丰厚。万历皇帝的爱子朱常洵，“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400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20000两”（《万历十五年》p91），这才是一个亲王，到崇祯期间，明朝已有七八十家亲王。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第六子益王朱祐槟，于弘治八年（1495年）到封地建昌府（今江西省南城县），到1644年，149年间，繁衍了40个郡王家族，共计数千人，这些人都是吃皇粮不干事的。崇祯年间，皇族已百万计，要花掉朝廷财政的三分之一左右。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为什么起义？没有饭吃。为什么没有饭吃？多余的钱和米都在皇族家里。
这种制度朱元璋定下后，再也没有改过。崇祯皇帝省吃俭用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改？但涉及宗亲，涉及庞大的既得利益，要改谈何容易，不是给人造反的借口吗？长此以往，这个多米诺骨牌终要倒下，这个潘多拉魔盒终要打开，只是时间问题。
三是官员俸禄微薄。明朝的官俸低薄，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什么概念，就是守法的官员如果家里多一两口人，这点工资就养不活。“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万历十五年》p105）。尚书的俸银还不如一个亲王府一年开销的百分之一，而这样低的俸禄在朱元璋定下之后再也没有更改过。不能说低工资导致无官不贪，因为还有大清官海瑞。工资低，那大家都穷，甚至养不活家人，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得想办法。贪污受贿成为官场风气。有人说，公务员就是要低工资，但是要有个度。如果杭州市（2017年）的警察年收入只有12000元，那么这个城市你敢住吗？如果杭州市以这样的薪资招考警察，照样还会有很多人报考。低工资让明朝官员几乎都成为“既要当表子又要立牌坊”的阴阳人，阴阳人当政，政府能好吗？
四是纵容言官。朱元璋设立言官制度，本是纠举不法、劝诫皇帝，怕皇帝犯糊涂、怕皇帝被堵塞试听。但是发展到后面，不可收拾，打也没用，杀也没用。再说和低工资也有关，不折腾点动静，骂骂皇帝实在对不起这份俸禄。“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万历十五年》P69 ）你骂我，我骂你，捕风捉影，人人自危。
此外，军事制度落后。明朝的户籍分为军籍、民籍，军人是世袭的，一代为军，代代为军，军队有自己的土地，实行屯田。到万历年间，明朝的军人的地位已经降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军户大量逃亡，土地被兼并。而武官基本没有文化，要打战临时找文官挂帅。打战必配监军，以前是太监，后来是文官。军事将领在外打战，要防止朝廷里的小人诽谤，还要防止监军打小报告，处处受到掣肘。
简要来说，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孤单导致的决策腐败。皇帝个人的喜好对决策具有较深的影响，皇帝名义上生杀予夺，但实际上凭皇帝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无法完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这样就无法知道群臣的真正心思，无法驾驭群臣。管理是门技术活，提纲才能挈领，纲举目张，否则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崇祯皇帝在实际上也是昏招跌出。不要说别人来打你，别人不来打你的时候，自己内部经常斗的揭不开锅，嘉靖大礼仪之争、万历国本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为一个组织，最大的腐败就是决策腐败。什么是决策腐败？就是遇上事情，决策集团无法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并迅速部署执行。
举个例子：A、B、C三个小组都要去往一个目的地，都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每条路都能到目的地，但他们都不知道哪个路近哪个路远，哪个好走哪个崎岖。A组的人为此走哪条路争的不可开交，一直无法成行；B组的人争争吵吵出发了，走了一段觉得不怎么对劲，又回头，回头走了一段又发现应该继续走下去，来回折腾；C组的人简单讨论征求意见后，有人拍板走第三条路。C组的人选的路不一定最好最快，但经过艰难跋涉，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这时候A组的人还没有出发，B组的人还在来回折腾。
中后期的明朝朝廷大体就是A或B组，皇太极的清朝，已是C组了。努尔哈赤有句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决策迅速，目标明确，执行有力。焉能不胜？
皇太极于1643年9月去世，清朝顺利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当皇帝，皇太极的雄才大略的十四弟多尔衮摄政，这是个英明决策，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当皇帝，不利于清朝发展壮大。
明朝制度的全面溃败，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来的。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启奏摄政王多尔衮进军中原，提到“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前面说到皇太极和洪承畴见面到底谈了什么，让洪承畴决心投降？笔者设想，范文程能看到的问题，皇太极和洪承畴这两个才华横溢的人应该也能看到：明朝的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流寇作风成不了大气候；清朝蒸蒸日上，是统一中国唯一可靠的力量。
洪承畴拒降而死，清朝就无法入关吗？汉人就能享受太平吗？如前所说，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说，明亡是必然的，早几年晚几年的事。那朱明朝廷退出历史舞台，汉人就能享受太平吗？不能。农民起义军本身各自为政，李自成、张献忠尿不到一个壶里，后来各自称帝，两位都缺乏雄才大略，十几年来，都是流寇式的作战，基本没有建立牢固的基本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都无法在明亡之后短时间统一华夏，这样的局势，靠汉人政权，汉人能享受太平吗？
相反，清朝已统一满洲以及蒙古大部，皇太极无论是从心胸还是韬略来说，都堪称旷世雄才。加上各项制度较为完备，军事实力已用几场大胜仗得以证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洪承畴想到这些，该是如何感想？如何为自己的前途决策？
明军剿匪勉强能应付，一旦和清军打野战，几乎必败，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也说明组织涣散的农民军根本不是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数的清军对手，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一年内就失败身死了，明军十几年没办成的事情，多尔衮快刀斩乱麻解决。
第三个问题：清朝是外族，是不是外国？
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明朝和清朝当时的地位和现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样，那洪承畴就是十足的汉奸、卖国贼。但满人、清朝不是日本、日本人。满族人的祖先曾经建立金朝，统治过淮河以北一百多年，期间与宋朝打打停停，贸易往来，称兄道弟，金朝的制度也是汉制，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清朝皇帝的服装基本和金朝皇帝的服装一样；元朝时大家都在元朝治下；明朝时一直在明朝版图之内，汉满民族融合度较高，大家来来往往较多，“满夷”首先是大明子民，不是像琉球那样的藩属国，更不是外国。
末代皇帝溥仪 长得标准的汉人模样吧？
再说，这时的清朝政权已不是单一的满族政权，在以满族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人不断加入清朝政权。特别是皇太极受到汉人谋士（如范文程）影响较深，改变了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来俘获汉人、朝鲜人屠杀，后来改变成妥善安置，甚至给予厚恤，送其回辽东，已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所以说，当时的汉人对满人总体上是能接受的，多尔衮进北京就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要不是满清推行剃发易服，十几万的满人可以传檄定江南。传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用攻打，沿路发个通知，从此你们这些州、府等归清朝了。“满夷”非日夷，以清代明，最多就是小弟推翻大哥的行为。300年后，日本人以装备精良的数百万军队为何占领不了中国？因为日本是实实在在异族，所以遭遇中国激烈抵抗。
第四个问题：洪承畴投降清朝后洪承畴做了什么？
投降清朝后，洪承畴所做的工作基本是参谋、招抚、后勤等工作。
一是为清朝当局稳定局势出主意。劝多尔衮录用明朝降臣，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约束军纪，秋毫无犯，稳定社会秩序。洪承畴仍然以在明朝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大学士，参谋机务，对清初的政权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提出一系列措施，为清廷更好地获得汉人承认、解决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夜灯唯许月华侵）
二是亲自招抚明朝旧官员。洪承畴是明末忠臣，在明朝官员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顺治二年，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对明朝官员进行招抚。这个在明末对付农民军时主剿的人怎么到清朝担当起了招抚的重任？此一时彼一时也。明末对付农民军招抚有什么用？招抚过来了，人家要吃饭，你没有饭给人家吃，还是要复叛。对明朝旧官员，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有辅”的策略，以“原官留任”为条件，招抚安徽、江西等地十三府，招降福建郑芝龙，瓦解前明兵部尚书张缙颜的抗清力量，鼓励汉人参与清朝科举考试；经济上疏请准予减免地方赋税等，此过程中，洪承畴顶住了汉奸的骂名。许多地方在以明代清的历史进程中，因为洪承畴的斡旋，几乎没有发生战事，笔者的老家，江西广信府，也基本上属于和平交接。
顺治十年（1653年），洪承畴奉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管粮饷。人员兵马听其调度，“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洪承畴这次上场终于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求踢得不错。他积极实行屯田，恢复生产，备粮、练兵、修城防、设水师，为稳定这些地区的局势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四年（1665）二月十七日，洪承畴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有三。在明朝为官时未实现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终于算是实现了，大力神杯算是拿到手了。虽然背负汉奸的骂名，也算值了。
洪承畴在明末的乱世之中，以一介书生成长为封疆大吏，官居一品，但终究未能挽救明朝危亡，这个不是他个人能力问题，他在明朝的所作所为说不上有历史正面意义；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军，他也是奉命而为，尽王事。从历史事例看来，洪承畴有才有能，私德方面也不错，并没有不择手段的倾轧，也没有打击报复的恶行；更不像吴三桂那样拥兵自重、杀戮太盛、反反复复。
剧照
洪承畴投降清朝，并非追求追求荣华富贵。他这样的才华、这样的能力不甘心为极端腐败的明朝殉葬是可以理解的。具有这样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未酬，死不瞑目。作为顶级足球运动员，总教练崇祯皇帝给了洪承畴上场的机会，但是没有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无缘大力神杯，在洪承畴看来不能不说是憾事。当洪承畴被俘见到皇太极后，通过言行，洪承畴说皇太极“真命世之主也”，洪承畴和崇祯皇帝是见过多次谈过多次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熟识的，洪承畴此话的意思就是皇太极比崇祯皇帝厉害，皇太极是真命天子。实际上，从格局、胸怀、眼界等方面看，崇祯皇帝远远不如皇太极。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初是比较残暴的，崛起过程中在东北地区对汉人的屠杀是相当血腥的，在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但在后续治理过程中，逐步融入汉文化，直到清末基本汉化，如今满人和汉人已大体无异。应当说，当初满人是带着诚意来的，来了也是带着诚意住下的。
汉代的汉族已经没有了，汉代的中国也不是当今之中国。民族融合过程往往伴随一定的杀戮，汉代汉族的血统已经融入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鲜卑、匈奴、楼兰、蒙古、女真等等。站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已，当今中国不是汉代的中国，也不是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当今的满族已完完全全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乾隆皇帝在诏令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说：“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两册，洪承畴列入甲册，属于投降后能一心一意效顺清朝的，但乾隆皇帝认为即使效顺，还是“大节有亏”。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个原则和标准评价洪承畴同样合适。
洪承畴在清朝的作为和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加快民族融合，减少兵火洗劫，生灵涂炭，减轻人民负担，尽快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恢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将洪承畴定位为以明代清的润滑剂再合适不过。
按照这个的标准，洪承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明代的作为谈不上历史进步意义；在清代的作为，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一点应该肯定。
按照儒家学说，洪承畴侍奉过明清两朝，的确是“大节有亏”。但过分贬低洪承畴，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不符合现在国家大一统的现实。洪承畴作为一名被俘降将，无兵无将，在清朝做的事多是出谋划策，执行命令，借力而为，把洪承畴吹捧为开清第一功、历史伟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肯定洪承畴在明清交替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并不否定抗清人士的历史功绩。不反抗怎么知道能不能复明？不反抗，怎么让满清知道汉人具有的反抗精神？反抗也是反抗清初满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剃发易服、过度杀戮等等。
洪承畴的斡旋润滑减少了清朝统一进程中的战争和杀戮，加快了新政权的稳定；史可法等抗清人士的强烈反抗促使清廷不得不对一些过激政策进行调整，减少了民族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都具有正面意义，殊途同归。（原创作者：朱稳贵，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