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评价及其引发的思考
作者：王国钧
其次，洪承畴在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洪承畴降清之际，正处于满州政权、明王朝及其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等三股政治势力构成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然而，李自成义军的失败使他们彻底失望了。此时的洪承畴身居“三边总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正在作最后的战斗。当明末农民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明军处处败退，唯洪承畴屡败农民起义军。松山一战，却因受崇祯掣肘，丧失战机，导致退陷清军重围，兵败被俘。此时洪承畴深受皇太极礼待，若拒降则死，或可为后人奉为尽忠报国之英模；若降清，则依儒家封建传统文化，当涉失节而罗“汉奸”之名。身陷囹圄中的洪承畴，是降是死，一念之差。明王朝的腐朽无能，满清的初露锋芒及礼贤下士，洪承畴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他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大中华民族“的高度认识汉满之争。对于明朝的汉民族来说，此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反抗统治压迫，推翻明朝的腐朽政权才是国内的主流民意，而汉满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洪承畴对于满清投降与否，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并非大事，清廷照样统一中国，明朝照样灭亡；只是洪承畴本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但为何历来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那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扬的结果。斯时洪承畴如果选择拒降而英勇赴死，虽或成为民族流芳千古的壮举，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殉葬品而叫好。承畴降清，《贰臣传》说“有亏大节”，他们的“节”就是儒家思想所指的“忠君”、“忠臣不事二主”，也就是说，洪承畴必须为腐朽的明朝而死，而不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满清而生。但洪承畴却偏偏顺应历史潮流，不为行将灭亡的明朝作殉葬，愿为新兴的清廷效力。当然，彼时的洪承畴对明朝和满清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必竟是明朝重臣，当他权重“三边总督”时，尚有杨嗣昌、杨希旦等弹劾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而求诛杀；当他松山之役的关键时刻，却受到兵部尚书阿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以至受围被俘。对于明廷的腐败和无能，洪承畴不能没有感觉；对于满清皇太极的礼遇也不会无动于衷。在此关键时刻，洪承畴能分析利弊，把握时机，站到新的政治力量一边，才有后来成为开清重臣的机会，历史也证明走这一步是正确的。洪承畴的降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是无可非议的。
洪承畴历史上也曾充当明朝的统治工具，残酷镇压过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这是他的过失的一面。从儒家传统而言，他是属于清正廉明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官吏。1616年中进士之后，十三年奋斗才官至粮道参议，后来正由于他屡败农民起义军，才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成为明王朝的重臣。洪承畴除镇压明末的李自成义军外，还镇压了清初的江南反清斗争，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清军南下时，由于广大民众对明朝腐朽政权的痛恨，没有受到多少反抗。清廷的决策者多尔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颁布严行薙发令，严重侵犯了汉民族的尊严，激发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各地的反清斗争。这场斗争中，既有以反清复明为目的南明遗留势力，也有农民、市民、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地主士绅、知识分子的参加。构成了良秀难分的复杂的统一战线。这场抗清斗争，对于纠正清朝某些政策上的失误是有帮助的，但阻碍了清朝统一中国的行动。洪承畴秉承顺治皇帝旨意，采取先招抚后进剿的方法是正确的，顺应历史发展和国家统一的需要。
综上所述，洪承畴是清初开国重臣，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也曾镇压过明末的农民起义，但功劳是第一位的，功大于过，洪承畴应属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统治阶级出于自身政治需要而强加给他的“汉奸”等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不正确的评价应该推倒，还给洪承畴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关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涉及到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触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儒家封建传统观念及史学界的某些禁区，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这里也就与洪承畴的评价几个有关问题提出商榷。
一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朝代的更迭是正常现象，新兴的政治力量必然取代腐朽的政权，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正是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与统一，再冲突再统一，促使政权的不断更迭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应该放到这个大前提中去评价，才能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有了这个前提，洪承畴从腐败的明朝中审时度势，投身到另一个新兴的政权中去，何罪之有？他同其他旧朝廷旧政权中杀出、转为新朝廷新政权服务的官员一样，虽是旧朝廷旧政权的“叛逆”，却是新朝廷新政权的功臣，历史的功臣。洪承畴平定江南、经略五省，发展生产，有利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定，苻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拥有56个民族，民族不分大小，均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岐视，以华夷之分评价历史人物只能走入大汉族主义的圈子，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不少人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视清朝为外族，凡是抗清者均为民族英雄，降清者均为民族败类，缺乏全局的、大中华民族的定位。
三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历史不等同于政治，不应因某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任意篡改历史。乾隆时期的《贰臣传》正是为宣扬愚忠、防止造反、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出笼的。《贰臣传》中的降臣情况复杂，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尽作“大节有亏”之人。王宏志教授的《论“贰臣”》对此作了详尽的剖析。《贰臣传》是一篇影响十分恶劣的宣扬封建思想的唯心史观的作品，应予批判。
四是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农民起义是指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又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应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不能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以推翻统治阶级为目标的、组织严明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二是运用宗教、迷信等形式，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组织农民进行推翻旧统治者的斗争；三是一些地方农民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贪官污吏和某些政策；四是个别农民不满地方官吏、恶霸、豪绅欺凌，啸聚山林成为“草头王”。第一种类型因其顺应国内尖锐阶级矛盾，一呼百应，形成全国性反抗浪潮，对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种类型是一种被利用的变了颜色的“起义”，实质是政权的更换形式，对农民大众不可能带来根本的好处；第三种改良性质的起义，由于良莠不分、缺乏全局性的呼应和支持，必然被统治阶级利用、分化以至各个击破；第四种“义举”则纯属扰乱地方，虽劫富济贫，却也打家劫舍，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弊无利。
五是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封建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应予发扬光大；但一部分诸如倡导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愚忠”、“唯命是从”、“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等，却是统治阶级奴役属僚、愚弄人民的精神理论和麻醉剂。国人唯上唯书、不求自强的奴性即源于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由于其对统治阶级的不忠即予轻率否定，不能以封建统治者的好恶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必须冲破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摒弃儒家“愚忠”思想说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把历史研究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纠正被传统观念扭曲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判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