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都影剧院坐落于英墟街头，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英都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浓缩着英都几代人的生活印记。我从小到大，年复一年地出入于英都影剧院，与之结下了不解情缘。
小时候，我时常随父亲上影剧院看电影。每每看完电影，还能在英墟街上吃碗“面茶”。那放在锅里炒熟的面粉，拌上红糖、花生仁粉、葱油，提起茶壶，用滚烫的开水一泡，便是一碗香喷喷、粘糊糊的“面茶”，美味可口。尤为冬天，一碗热“面茶”下肚，怯除饥寒，暖了心肠，真是过瘾。至今回想起来，很是惬意，很是怀念。
记忆里，文化大革命时期，英都影剧院每周都有“批斗会”，“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投机倒把分子”轮番上台接受批斗。英墟街上，隔三差五便有头戴“高帽”，胸挂“纸牌”的“坏分子”被押着游街示众，引来众人围观，甚是轰动，也很嘈杂。
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没少到英都影剧院参加“批斗会”。看多了走马灯似的“坏分子”，听多了对其“罪行”的“控诉”，内心深处烙上了但凡“戴高帽”“挂纸牌”的“坏分子”都是“坏人”的印像。记得，我读小学毕业班时，有一次到英都影剧院参加“批斗会”，批斗当年县委书记赵澄英、县长范秉炫。依稀记得他俩膝盖上缠着布条。我心里明白，被批斗的人，大都跪伤了膝盖。范秉炫念稿子时显得结巴，念了一段便停了下来，指着稿子询问监视的人，而后又断断续续地念稿子。那时，我心里觉得这检查书不是范秉炫自己写的，并认为范秉炫这人不简单。从此，也改变了我对那些跪在台上挨斗、那些被押着游街示众的“坏分子”的看法，感觉他们并不都是坏人。
1971年秋，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英都影剧院听报告。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文件，通报有关“九〮一三事件”。听完报告，我心里很是惊悸，我们天天祈祷着：“并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接班人，竟然想谋害毛主席。于是，我便开始 怀疑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们，也许被冤枉了。但在那时那地，许多想法只能埋藏心底。
1973年后，英都影剧院批斗会渐渐少了，又开始放电影了。那时，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风靡一时。英都影剧院连映几场，仍一票难求。为了一睹“卖花姑娘”的风采，我与同学接力排队购票，终于买到夜里10点加映的入场券。坐在电影院里，陪着“卖花姑娘”伤心、落泪，饱尝人生辛酸……夜半回家，一路哼着“卖花来哟……没有祖国，没有自由，活命路已中断……”竟不觉累。那一夜，整个脑海浮现着卖花姑娘俏丽、悲戚的身影，耳边回荡着“卖花姑娘”那悠扬、伤感，渴望自由、幸福的心声。看多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就很为《卖花姑娘》的异国风土人情，真实生活场景感动不已。
我们那一辈人，约会、恋爱时兴上电影院。今天你送票，明儿我送票。一来二往，互递信息，频送秋波。不少热恋中人，为了买张电影票，披星戴月，不叫苦不叫累。这独具特色的影院恋，堪为时代经典。与今日美女帅哥的花前月下，不拘一格的浪漫情怀、情感泛化相比较，显得纯真、朴实无华。
1982年的一个夏夜，我第一次与恋人执手来到英都影剧院看了一部香港影片。在一个贫民窟里，住着一对孤儿寡母。母亲白天到工厂打杂，夜晚为人浆洗衣服，度日维艰。不久，母亲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明白家里再也没有经济来源，眼看着家里要揭不开锅，无钱抓药给母亲治病，就利用课余时间捡破烂，以补生活之需。有一次，儿子为母亲抓了几服药，高兴地告诉病榻上的母亲……母亲误以为儿子是偷盗得来，便不由分说地抡起棍子抽打儿子。可怜的孩子被打得实在受不了，才道出真相。于是，母子俩抱头痛哭。我也泪眼汪汪。不料，观众席上笑声大作……在他们眼里、心里，儿子被打得伤心哭喊，痛得直跺脚的狼狈相，实在好笑。这情景，让我猛然想起鲁迅笔下那一群“呼啦”起来的看客，惊异于某些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竟会进化至今。恋人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样的影院还是不进的好。”
此后，我虽然也进出电影院，但兴趣大不如前。1990年后，英都影剧院关门歇业了。对此，人们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时过境迁，不上英都影剧院眨眼有20多个年头了。而今，走过了60多年岁月的英都影剧院，虽显老旧、破落，却依然傲然地矗立于英墟街上，印证着古镇英都曾经的岁月。
时下，拥有电视、网络在线的后辈们已然没有兴趣逛影剧院了。而我心存对英都影剧院的感激，留恋着没有电视的电影时代的纯真岁月，更痴迷于牵着恋人的手，一并走进电影院的美好时光。但愿英都影剧院天长地久依旧在。
2018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