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都乡土文史研究再获重要突破。近来笔者在翻阅武荣翁山洪氏旧族谱时，一行行墨迹虽经岁月侵蚀，却时常带来惊喜，前些日刚发现东田进士欧阳模为洪氏亲外甥，如今又发现泉州东街进士郭楠也是翁山洪氏的外甥。族谱清晰记载：“东六世拱辰，字汝德，号古斋…女适东街郭，生子御史郭楠…”。这段看似寻常的记录，实则是明代泉南两大望族以诗礼传家的生动注脚，更串联起外甥郭楠从寒门士子到朝廷御史的成才之路，尽显“母教润身、家风润族”的百年传承。
图为明万历年间《翁山洪氏族谱》的文字记载
在考证东街郭楠与翁山洪氏的亲缘关系期间，收到乡人洪礼双发来一张残缺的墓志铭图片，为探求佐证史料，笔者周末返乡时专程拜访墓志铭残片收藏者洪宗洲先生，共同踏勘辨识残片。残片为二块，出土于英都民山后宫，一大一小，小的呈长方形，约十多公分，大的为细长条状，长约三十公分，其上文字清晰可辩，经细致考证，确认这方墓志铭石刻为明代进士郭楠、陈让联手撰书，疑似郭楠为其翁山外婆陈氏所撰，陈让书篆。这同时也牵出郭、陈两人情义深厚的交流往事，为地方文史研究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为笔者与宗洲（左）察看墓志铭残片
据察看墓志铭残片，大小块残片文字皆清晰可见，小方块可辩八个文字：右列写“…唯雖然孺…”，左列为：“…齋渾然端”…，石碑断裂边沿也剩有半侧字体，但已无法辩认其字；大的条形残片自右往左首列残留文字为：“…(孺)人墓誌銘”；第二列署“…大夫知廣西南寧府事前雲南巡按監察御史白(峯)…”。根据剩余笔划、任职和明代官员碑记落款习惯为散官阶+实职推测，“大夫”前面应为“中顺”，残留笔划也符合“顺”字底部，即为“中顺大夫”。知府为正四品，初授为“中顺大夫”，知府经过考满后常见加授“中宪大夫”，最后一字为“峰”，“白峰”后面文字可能为“郭楠撰”；第三列载“……(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推官)前觀禮部尚書政見吾陳讓書（篆）…”，最上方几个半边文字虽然几乎无法辨识，根据残留笔划和落款习惯应为“文林郎浙江绍兴府推官”（正七品），最后为“书篆”。“前观礼部尚书政”意为在正式授官前在礼部观政（实习）的经历。下方其中的“白峰”为郭楠之号，“见吾”为陈让之号，确凿证实此墓志铭为二人合作之作，是泉州发现他们少有的合作物证，也是他俩情深意重的重要见证，尽显其与闽南士绅的深厚交谊。
图为墓志铭残片
除旧族谱记载外，民山后宫出土发现的墓志铭，是郭楠与翁山亲缘的又一重要物证。因无法得知整篇内容，从零星文字和旧族谱记载，推测它应为郭楠外婆陈氏去世后所立，其外公于弘治乙卯年（1495年）辞世，郭楠二十六年后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升任监察御史，后外婆辞世，先葬于“茔头”山，现今英都民山村营头（古时此山多坟故称茔头，雅称营头），直至最后一位夫人去世三年后，“拾骨”再与外公拱辰一起合葬于“新宫”（2004年4月起泉州土葬改革为火葬前，闽南有土葬三年后再拾骨迁葬风俗），旧族谱明确记载最后“合葬新宫”（新宫位于今良山霞美与霞溪后沟往英山方向一带）。“茔头”南边存有一座“壳窑”，后世以此为地名，实为古时专门用海蛎壳等煅烧研细成灰，用作涂抹材料及粘合剂，烧制陶罐之用；西侧是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驿道董林码头所在地，商贸繁荣、人文荟萃。金英廿七都自古盛产粮食，依托便利的水运，故在英溪驿渡码头边建有多处转运或储备粮仓，如今的后宫古村、仑苍古村、西峰大古村便是宋元时期的粮仓遗迹（谷仓与古村谐音），谷仓始于宋，成于元，盛于明清。明清时期民间建有公益互助性质的社仓，清康熙年间后期民间自觉推动社仓建设，雍正二年朝廷立法推广，改自觉为官方主导、民间参与，把社仓变为国家救灾体系的一部分。洪士瑱五子奕蟾（1677-1733年）依此地荒废的后宫谷仓基址改建为大厝，并兼作社仓之功能，概时工人将荒废坟茔中的墓志铭砌筑于墙体之中，数百年后的2009年左右，后宫祖厝经风雨摧磨，墙垣年久失修，墙壁开裂将倾，泥层松散崩落，位于大边护厝门顶土墙里的一块残片外露欲坠，滑落后乡人见之收藏保管，至2014年动工翻建祖厝，这两方尘封数百年的石刻又重见天日。
话说东街郭氏与翁山洪氏的联姻，绝非简单的宗族联姻，而是双方家风的深度契合。郭楠之父郭滨，作为东街知名儒医（其祖父郭钟也是名医），以“仁心济世、崇文重教”为家风底色，在变卖家产替兄弟还债而清贫的情况下，还坚持常与文人雅士交流医理与经史，为子女营造了“医道与儒道共生”的良好成长环境。而翁山洪氏之女自带的良好家风底蕴，更让这份家风得以延续与升华。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她以女性的细腻与坚韧，全力支持儿子郭楠师从蔡清等人求学问道，成为其成长路上的坚强后盾和重要引路人。这种“母教润身”的力量，在郭楠日后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郭楠此次为外婆撰文，足见其孝亲情怀。他所著的《谏草遗稿》，其姨丈会元傅夏器为之作序，这些都是亲情的珍贵印记，这又进一步厘清了明代泉州名门望族间的姻亲脉络。
郭楠（1481-1556年），字世重，号白峰，郡城东街儒医郭滨之子，先祖郭伯台官任福建盐运使，定居泉州行春门外（东街），正德五年（1510年）举人，正德九年（1514年）登甲戌科三甲第141名进士，官至南宁府知府，是明代直言敢谏的名臣。郭楠登第后授浙江浦江县知县，任内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三年后吏部考核政绩位列全省第一，擢升贵州道监察御史。在浦江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疾苦，重修当地书院，鼓励学子向学，深受百姓爱戴。
巡按两广，刚正不阿。嘉靖元年（1522年），郭楠奉命核饷两广，发现总兵官抚宁侯朱麒贪赃枉法、治军懦弱，严重损害军队战斗力与地方安宁。他不顾权贵威慑，毅然上疏弹劾，措辞尖锐，证据确凿。世宗虽惜其才，仍不得不下诏戒饬朱麒，郭楠也因此树立了“铁面御史”的声望。
大礼议风波，宁折不弯。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爆发“大礼议”之争，群臣因坚持正统礼法在左顺门伏阙哭争，遭皇帝严厉打压，多人被廷杖致死、流放戍边。时任云南巡按的郭楠虽远在滇南，仍心系朝局，驰疏直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阙呼号，或榜掠殒身，或间关谪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获罪若此。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纳人心，全君臣之义。”此疏触怒世宗，被逮至京城，下镇抚司狱严刑拷掠，复遭廷杖四十，最终削籍夺官，回归布衣。这场风波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却也更坚定了其守正不阿的信念。
再起履职，泽被一方。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以灾变修省，量授郭楠吉水教谕。他虽降为学官，仍尽心尽责，培育后学，主持修复当地书院，推广“耕读传家”的教育理念。后历任昆山知县、广信府同知、户部员外郎、兵部郎中，所至皆有惠政。嘉靖十七年（1538年），他出任南宁府知府，主持创修《南宁府志》，梳理地方文脉，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深受岭南百姓爱戴。晚年引疾归乡，家居十八年于嘉靖十五年卒，享年76岁，葬大坪山。郭楠故居原在泉州市第一医院旧大门东侧，门前立“柱史坊”，为纪念其御史生涯而建，今虽不存仅留残碑，但其名永载史册。门边有三耳石豹，据传郭楠任江西永丰知县时，平反才子聂豹冤案，保全其性命和婚姻，获救后立誓报恩，嘉靖年间，聂豹巡按福建，专程到泉州，亲至郭府叩谢，并雕三耳石豹立于门前，兑现“守门”报恩之诺，石豹至民国犹存，“聂豹报恩”的忠义故事，也在闽南广为流传。
陈让（1491—1555年），字以礼，号见吾，晋江人，为陈琛族弟。清贫苦学，忠节名臣。自幼孤贫，借书苦读，过目成诵，嘉靖十年（1531年）乡试第一，次年联捷进士。授绍兴府推官，任内筑三江闸、修新昌堤，造福一方。后入朝为监察御史，直言敢谏，曾因上疏批评朝政与执政者相悖，名震朝野，《晋江县志》将其列入“忠节”传。此次发现与郭楠合作书撰，再显其与闽南士绅的深厚交谊。
一方残碑，承载百年文脉；三位名士，映照闽南风华。此次发现不仅印证了翁山洪氏与泉郡郭氏、武荣傅氏的亲缘渊源，更串联起郭楠、陈让、傅夏器三位明代闽南名流的交流往事，为研究泉州南安宗族史、海丝内陆驿站史及明代文人交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让英都的历史底蕴愈发厚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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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灯波书于2026.4.27
